今年7月13日,来自中国和美国的20多家企业在美国艾奥瓦州首府得梅因签署合同,中国企业将从美国进口1253万吨大豆和371吨猪肉及牛肉,进口金额总值达50.12亿美元。这笔1253万吨的进口合同,是继2015年中美签定的1318万吨采购协议之后的第二大合约。美国农业部预计,中国今年大豆进口量将创纪录的达到8800万吨,十年内进口将达到1.21亿吨,相当于在目前规模上再增长30%。

过去三年来中国逐步削减农产品补贴。包括棉花、大豆、玉米、原糖最低收购价均被取消,导致这些粮食作物产量下降。2016年中国谷物产量下跌,是近13年以来的首次下跌。通过出售战略储备,中国国内粮食价格依然稳定。

据美国农业部预测,十年之内全球大豆种植面积将超过10亿公顷(1000万平方公里),超过玉米、小麦、大米、棉花成为全球种植面积最大、种植增长最快的农产品。

数据显示,今年美国大豆种植面积达到了创纪录的3620万公顷,播种面首次超过玉米,成为美国第一大农作物。南美其它大豆产区种植面积也将创下纪录,巴西今年大豆产量或将首次突破1亿吨。

大豆热的背后,是中国消费升级,对牛肉等优质蛋白质需求激增,因此在全世界抢购大豆这种优质饲料。中国此举,已经逐渐将大豆推上了“农产品之王”的宝座。

回顾历史,1989年,中国人年均肉类消费仅为20千克。2017年,这个数字增长超过150%,达到50千克以上。从需求上看,作为高蛋白植物种子,大豆可用于榨油,制做豆腐等常见的食品,并且是畜牧业的重要饲料。

无论从哪方面看,中国都会努力提高大豆产量。然而受限于生物技术和气候,中国国内大豆年产量从来没有突破过1500万吨。巨大的供需缺口导致中国大豆进口量超过全球成交量60%,相当于人均每年进口66千克。相比全球最主要口粮作物小麦每年1%的产量增长,大豆年增长率达到5%。

今年4月,国际农产品巨头嘉吉(Cargil)与中国新希望集团开幕的榨油厂投资高达1亿美元。在美国,United Grain斥资8000万美元扩产大豆运输港口建设。

6月,中国农业部宣布,批准进口美国陶氏益农公司的Enlist玉米和孟山都(Monsanto)的Vistive Gold大豆,允许这些进口作物用于动物饲料产业。去年,中国只批准进口一种转基因作物新品种。

在过去总产量不足的背景下,中国希望提高国内主粮的产量,实现主食的自给自足。这是中国的政策目标。而粮食产量也的确实现了逐年增长。2015年,中国实现了粮食生产的“十二连增”。

但出现了一个尴尬的状况:粮食的自给率在下降。从统计局对“十三五”期间的粮食产量和消费量的预测来看:中国玉米、小麦和大米的进口量都在翻倍增长。而大豆需求更是在过去的十数年间激增,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贸易国和消费国。

统计局的预测还提到,“十三五”期间,口粮消费保持基本稳定,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持续增加。饲料粮将会继续成为我国粮食需求增长的主体,工业用粮的需求仍将迅速扩张。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批准进口的转基因作物中,几乎尽数用于加工原料,不用于商业化种植,其中包括大豆、玉米、油菜、棉花、甜菜等。

去年进口量创下新高的大豆便是畜禽饲料的代表之一,大豆饲料能让猪、鸡迅速增肥。在中国饲料用粮的增长推动之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贸易国和消费国。

大连商品交易所的豆粕期权也成为了全球交易量最大的农产品期货合约。

大豆的生产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从那时起,中国就已经开始种植大豆了。直到二战时期,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大豆生产量最高的国家,约占据世界大豆产量的90%。1964年以后,中国大豆基本不需要进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除了自身需求激增的原因,国际资本也早已布局了大豆的产供销链条。

大豆是怎样从食品向商品转变的?

以日本的三井物产、丹麦的宝隆洋行(East Asiatic Company)、俄国犹太裔商人创办的罗曼·卡巴尔金父子公司(R. M. Kabalkin and Son, Inc.)等为代表,它们于1908年开启了向欧洲出口大豆的贸易,大豆因此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有了资本介入以后,大豆就不再是单纯的食物,而是变为商品。

大豆吸引资本介入有其自身的原因。大豆是一种富含蛋白质、能够提供食用油的人类生活必需品,其副产品豆粕还能用于家禽家畜的喂养、以及工业生产需求,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完全摆脱对它的消费。无论从哪方面看,大豆都极易成为资本追捧的商品。另外,大豆是一种通过规模化种植产生效益的农作物,这势必会加深产业链各环节对资本的依赖。目前世界上的大豆生产主要集中在四个国家,即美国(40%以上)、巴西(约25%)、阿根廷(约15%)与中国(约6%)。四国的产量达到全球产量的近九成。由于大豆只在有限几个国家生产,只有经过大规模的跨国贸易,亿万生活在其它国家的人们才能消费大豆与大豆制品。这又为资本控制市场提供了地理上的优势。

这样一来,大豆的产供销链条变得很长,从资本投入到种植、到贸易、到加工、再到消费,产供销链变得层次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对资本家来说,从链条的每一级抽取利润都是可能的。

控制着大豆产供销链条的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都有哪些?

在这些跨国公司和资本中,主要有五家大型公司控制了全球的大豆产供销链条。它们分别是:

孟山都(Monsanto,美国公司),成立于1902年,总资产在2017年为197.36 亿美元,是世界最大的种子公司和一个主要化学杀虫剂生产商,在2017年《财富》世界500强中排名第204位。它在66个国家运作,有22000名雇员。

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美国公司),成立于1902年,总资产在2017年为397.69亿美元,是世界最大的大豆加工商,也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贸易和加工商之一,在2017年《财富》世界500强名单中排名第134位。它在75个国家运作,有30000名雇员。

邦吉(Bunge,美国公司),成立于1818年,总资产在2017年为191.88亿美元,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全球大豆出口商和全球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和加工公司之一,在2017年《财富》世界500强公司的名单中排名第229位。它于2001年秋上市,此前是非上市的私人公司。它在40个国家运作,有32000名雇员。

嘉吉(Cargill,美国公司),成立于1865年,是世界上最大的非上市私人公司,总资产在2017年营收为1097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宗产品交易商。由于某些财务信息无须公开,假如它是上市公司,嘉吉将被排进《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前三十位。它在66个国家运作,有142000名雇员。

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法国公司),成立于1851年,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宗产品交易商之一。由于它是非上市的私人公司,不必公布相关信息,其总资产规模不详,2017年的销售规模为498.38亿美元,《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排名182位。它在55个国家运作,有34000名雇员。

上述4家公司(除孟山都外),因为英文首字母的不同,被人戏称为“ABCD”。在种子和生产所需的其他原材料投入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是孟山都公司;而在种植、贸易和加工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是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四家公司,简称ABCD四大粮商。换句话说,这五家跨国公司几乎控制了大豆供应链的所有环节。

而为这五大跨国集团提供资金支持的国际债权人有很多,包括荷兰的荷兰银行、荷兰商业银行、拉博银行;法国的巴黎银行、里昂银行、法兴银行、法国农业银行;美国的美洲银行、花旗集团、摩根大通集团;德国的商业银行、德意志银行;以及瑞士信贷集团、英国汇丰银行、意大利联合银行等很多世界著名投资银行。有了这些投资机构的资金支持,这五大跨国集团才能更有力地渗入大豆链条中所有环节的业务,并不断在其中呼风唤雨、快速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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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产供销的控制是如何实现的?

1. 对种子的控制

1990年以前,没有人能控制大豆种子。那时,种子几乎完全掌握在豆农与国营育种公司手中。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情形发生了变化,而且是巨大的变化:几家跨国公司,如孟山都、先正达、拜耳、陶氏化学、杜邦先后开始介入种子行业,大力推动种子供应的商品化,也就是以剥夺农民种子控制权的方式来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1996年,孟山都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的转基因大豆品种:“抗农达(Roundup Ready)转基因大豆”,其特点是不怕孟山都自己生产的“农达”型(Roundup)除草剂,农民什么时候对作物喷射除草剂都可以,不必等大豆生长到足以承受化学物质的时候才喷射。

从1996年开始,在跨国种子公司的推动下,各种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都在快速扩大,包括玉米、棉花、油菜籽,但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扩大的速度最快,尤其是在阿根廷、美国和巴西。在阿根廷,转基因大豆占大豆种植总面积的比重在2000年已超过90%;几年后,这个比重在美国也跨过了90%大关。与阿根廷毗邻的巴西曾一度花大气力抵御转基因大豆的入侵,但最终还是败下阵来。

到2010年,转基因大豆已占美国大豆种植总面积的93%,占阿根廷大豆种植总面积的99%,占巴西大豆种植总面积的76%,世界平均水平也已经接近80%。转基因大豆的种子从何而来?主要来自上面提到的孟山都。从2004年算起,世界上超过90%的转基因大豆种子都来自这一家公司。这使得作为种子和农用化学品供应商的孟山都在与豆农打交道时可以颐指气使,不可一世。

2. 对种植的控制

大豆的种植模式有两种,一是少数大型种植园,二是大量个体豆农。

在阿根廷和巴西,第一种模式占主导。比如马托格罗索州长、巴西国家参议员玛奇(Blairo Maggi)拥有的玛奇集团(André Maggi Group),在巴西拥有20万公顷的土地,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大豆种植户。巴西和阿根廷的大豆种植园平均拥有约为一千公顷土地(或15000亩土地),是中国农民想都不敢想的规模。而新出现的种植园规模往往更大,可以达到10000到15000公顷之间。这些大型种植园一般集中在大地主与跨国投资商手中。

即使在阿根廷与巴西也存在第二种模式,即千千万万个规模不大的大豆种植农场。就农场数目而言,它们占绝大多数;然而,就土地拥有量而言,它们却只占有很小一部分。换句话说,大豆种植是以极少数所有者控制极大量的土地的方式进行种植的,单兵作战的小农户实在是微不足道,只能受人宰割。

3. 对贸易的控制

表面看来,是巴西、美国和阿根廷三个国家掌控了大豆的出口端,中国和欧洲两大经济体占据了大豆进口端,但事实上,大豆从出口端到进口端的贸易活动并不是由这些国家掌控的,而是由跨国粮商掌控的。跨国粮商往往在出口国掌控了出口,在进口国掌控了进口,大量的交易只是发生在跨国粮食企业内部,即各分公司之间。大豆供应链的贸易这一环节牢牢掌握在ABCD四大公司手中(其它大宗农产品也大同小异)。衡量大公司霸主地位的一个指标是最大三家公司占据某类市场的份额(即CR3)。早在2001年,美国大豆出口的CR3已达到65%。也就是说,三家公司大约控制了当年美国大豆出口的三分之二。1990年,巴西大豆出口的CR3只有34%,1998年升至43%,而到2001年,已超过60%。巴西有二十万大豆种植户,但他们的产品只能出售给五家大宗产品贸易公司。与对豆种的控制不同,全球粮食贸易由几大粮商控制的局面由来已久。在ABCD四大公司中,至少有三家,即邦吉、嘉吉、路易·达孚从19世纪中后期便开始这类贸易活动了。

跨国公司在大豆贸易中占据霸主地位,这使得世界市场上的大豆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公司内部就可以决定的事情,因为这些公司既可以影响大豆产地卖出多少大豆,也可以影响大豆销地收购多少大豆,市场两端的出与进全是它们自己在运作。与这些大鳄打交道的农民们就比较惨了,他们不小心就会因这些公司的价格操纵而受到伤害。

同样,跨国公司建有遍布全球的分公司、子公司和关联公司,拥有海量有关各地市场供给、需求趋势的即时信息,而且它们的内部交易市场不对外开放。这些对独立贸易商来说,是不可企及的;尤其是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商。如果它们在跨国公司到来之前已经存在,后者可以很快把前者挤垮、吞并。如果它们不自量力与跨国公司在同一市场运作,充其量它们只能捞到些许残羹剩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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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加工的控制

ABCD四大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对大豆加工市场也不放过。这里我们也可以用最大三家或四家公司占据市场的份额(即CR3或CR4)来衡量大公司的霸主地位。据统计,大豆压榨业的CR4在美国达到80%(2002年、2007年数字),在巴西达到43%(2004年数字),在欧盟也达到80%(2004年数字)。阿根廷的情况更极端,CR3就高达85%(2010年数字)。

大豆起源于中国,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而且迄今为止,中国生产的大豆仍是没有任何健康隐忧的非转基因大豆。面临国内日益高涨的大豆需求,这些本来都应是中国豆农的福音。虽然我国国家力量十分强大,但4000万依赖大豆为生的农民与孟山都、ABCD(AMD、邦吉、嘉吉、路易·达孚)那样的庞然大物相比,完全不是对手。在2000年前后,即使中国最大的现代化农业企业集团——黑龙江农垦(北大荒集团),在财力、物力、信息占有方面也无法与ABCD中的任何一家抗衡。

原本,在美国、巴西、阿根廷大片土地上经营的大豆就比在中国分散农户的小片土地上经营的大豆具有单位成本的优势。这些国家于1996年开始大范围推广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以后,经营者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大田使用除草剂,使得那里大豆种植园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大豆生产的单位成本也因而进一步降低。正是在此以后,外国大豆像潮水一般涌入中国。

不过从中赚大头的不是美国、巴西、阿根廷的豆农,而是几大跨国粮商。虽然这些粮商不直接参与大豆的种植,但它们通过发放生产贷款、修筑交通设施(铁路、公路、港口)等方式,控制了北美与南美大豆生产,使那里的豆农不得不以低廉的价格,用大豆来抵偿贷款。国际粮商以相当低廉的价格采购大豆,然后通过国际期货市场,以它们认为合适的价格将大豆再卖出去。理想地讲,它们当然希望采购价与销售价之间的差距越大越好;但是,为了打垮潜在的竞争对手,它们也会人为地压低销售价,实行低价倾销战略。而中国豆农恰恰是价格倾销的受害者。

从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大豆合约价格,我们看到:1983年至2001年间,虽然世界市场上的大豆价格有起有伏,但都在160美元~320美元的区间内运动。然而,从2002年开始,大豆价格波动加剧,但一路向上。2004年突破360美元(正是在此前后,中国大豆压榨企业几乎全军覆没),2007年底突破400美元,2008年中突破500美元。2008年9月爆发的金融危机一度导致大豆价格跳水,但最低也只是跌到320美元;然后升势再现,于2012年7月突破600美元大关。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中国企业逐渐地夺回了食用油市场份额,而这时,国际大豆价格又出现了大幅上涨,原料上涨蚕食了压榨企业的利润。

这就涉及到中国豆农另一个巨大的劣势,即在资本与信息占有方面与国际大粮商处于完全不对称的地位。在国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上拼的不仅仅是产品质量,而且还有动员资本的能力、占有与处理信息的能力。前面已经提到,四大粮商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可以轻易地在短期内动员巨大的资金流。在信息占有与处理方面,它们的优势更是中国豆农(甚至中国的大企业)难以比拟的。四大粮商都是全球化布局,在世界上各个角落设有专门收集市场信息的机构,与公司总部的信息处理中心实时沟通,由专业人士进行梳理、分析,它们每天24小时、每周7天、每年365天全天候运作,为国际期货市场上的买进、卖出决策提供支撑。正是由于具有资本与信息方面的优势,这些跨国粮商与华尔街的投机商得以在2002年、2003年和2004年连续三次在国际期货市场作局向中国大豆压榨企业“逼仓”。经过那一次洗劫,中国压榨企业元气大伤,一半以上的中小企业停产倒闭,不得不眼看着跨国粮商借机以低价兼并中国企业。

事情的起因要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说起,中国在大豆等农产品贸易做出了3%的低关税让步后,国外转基因大豆随即叩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2005年,中国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以后进口量持续增长。在跨国公司到中国倾销的同时,他们又联合国际资本,发起了剿灭中国大豆压榨企业的一次次“洗牌阴谋”,其步骤是:“先消灭龙头企业,再摧毁大豆产业”。

有数据显示,在有步骤地打击了中国大豆产业之后,2012年,ABCD四大跨国粮商已经控制了中国75%以上的油脂市场原料与加工及食用油供应,国内97家大型油脂企业中,跨国粮商参股控股了84家。鲁花、金龙鱼等一些知名食用油品牌后面,都浮现着外资的身影。其中,美国嘉吉集团旗下的丰益嘉里系曾经独占中国食用油一半的市场份额。而中粮集团旗下8个油脂加工企业均成为外资企业。

国际资本在生产环节压榨豆农,在销售环节进行垄断,在食用油领域打压竞争对手,以达到抬高食用油价格,实现产供销全产业链的利润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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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调来华,中国豆放弃榨油?

2008年,国际大豆价格走低。由于高于市场价格200-300元,中国从10月下旬开始临时收储的500余万吨国产大豆绝大部分至今还未重返市场流通。而与此同时,美国大豆协会却在黑龙江地区高调考察。

黑龙江被称为中国大豆“最后堡垒”,2008年中国大豆产量在1600万吨左右,约有一半来自黑龙江。美国大豆协会在黑龙江的考察中,建议黑龙江集中力量发展食品用大豆,但是黑龙江方面对此建议并不认同。相关专家也表现出了对中国大豆行业的担忧。

与进口大豆相比,国产大豆的蛋白含量较高,达到40%~42%,而美国大豆蛋白含量只有36%~38%,但是国产大豆出油率只有16%左右,低于进口大豆的19%。早有业内人士表示:“放弃油用大豆,黑龙江有上百家加工国产大豆的油脂加工企业必然受到冲击”。除此之外,放弃油用大豆,意味着中国食用油所需要的大豆将完全依赖进口,每年大豆进口量将进一步增加,国人吃豆油就要看进口大豆的脸色。

悄然布局,对抗境外资本

中粮集团在完成了自身整合之后,成为了国内最大的粮食企业,其体量已经足以和“ABCD”四大巨头一较高下,而且背后有政府的支持。2008-2009年,中粮开始在南方建设大豆压榨工厂,以抢占失去的大豆压榨市场。与此同时,民营资本也介入了大豆压榨行业,在经历了数次洗牌之后,仍有较多的民营压榨企业在市场站稳脚跟。即便如此,大豆压榨市场仍被外资牢牢把控。ABCD的巨大加工能力强烈地冲击国内的企业。路易达孚General Lagos压榨厂在2009年日加工产能12000吨。在巴西,集团拥有的压榨产能也在8000吨以上,并配有超过1000吨的日精炼能力。益海嘉里集团是ADM在中国的重要下属集团,其大豆的日加工能力已经达到了5000万到6000万吨,较之国内的大型粮食企业中粮的3700万吨多出26%-38%。ABCD控股或参股的“金龙鱼”、“福临门”、“鲁花”等主要品牌,年处理油料的能力高达5138万吨。从2009年中国大豆加工的前三名为:益海嘉里885万吨、中粮415万吨、嘉吉352万吨。中粮所占份额为25%。

在沉寂了数年之后,中粮于2014年高调出手,联合厚朴投资、世界银行成员机构国际金融公司、淡马锡、渣打私募股权投资等收购尼德拉与来宝,其中中粮投资占六成。尼德拉是全球知名的农产品及大宗商品贸易集团,年销售额超过170亿美元。目前尼德拉在18个主要进出口国家从事当地分销和国际贸易业务,产品销往全球60余个国家。其优势在于在南美粮源的掌控能力,和种子业务的核心技术。来宝农业是来宝集团农业平台,主要从事农产品贸易,优势在于物流资产布局和糖业务。

截至到2015年底,中国的大豆压榨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型榨油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占据了34%的市场份额;益海嘉里的份额仅占13%,中粮、九三和中储粮三大国有资本分别拿下10%、8%和6%的市场份额。2016年,传统的大豆压榨产能大户益海嘉里集团与中粮集团在全国的占比均有些下降,中储粮还在上升,路易达孚、嘉吉有所上升,其他基本保持稳定。在产能方面,益海嘉里集团:54550吨/日;中粮集团:41700吨/日;九三集团:31000吨/日;中储粮:24000吨/日。可以说,在大豆压榨行业,此前被境外资本把持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尽管行业面临着短期持续亏损的窘境,但对于中国粮食安全来说,并非不能接受。

师夷长技以制夷,谋求全产业链布局

如果说中粮、中储粮等在大豆压榨行业抢占了市场,是在稳定国内市场。那么中国化工收购马克西姆阿甘和先正达,则是放眼世界,在整个农业的上下游进行布局。当然,这也凸显出中国日益重视的粮食保障和战略考虑。

以农药为例,国内中国化工旗下有沧州大化、安邦电化、沙隆达、淮河化工等农药企业,那么中国化工为何还要进行海外收购呢?农药分为几个产业链环节 A.研发 B.原药 C.制剂 D.销售。就像微笑曲线一样,A和D的附加值最高,技术要求最严,B最低,C居中。那么国内的企业几乎全部在做B的事。简单点说,一瓶可口可乐,你就是给别人代工做糖浆和浓缩二氧化碳的。至于糖浆的配方、整合的比例、可口可乐这块金字招牌,都是人家国外企业的。农药也是如此。然而更可怕的是,B端的污染是最大的。尽管企业再努力,相对A和D,利润有限。所以,中国化工出手马克西姆阿甘(ADAMA),要的是C和D的能力,因为它在全球有充裕的注册和销售通路(农药不是想卖就卖的)。而收购先正达,则实实在在获取了ACD,两家整合,能消化国内大量B的能力,同时彻底打开赢利能力,研发也能支持可持续发展能力。

可以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中国涉农企业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