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召开了一场名为《发展中的普惠金融:实践、创新与国际借鉴》的主题报告研讨会。参会企、事业单位和研究机构的领导和专家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野村综合研究所、蚂蚁金服、株式会社Money Forward、腾讯研究院、中国证监会研究院、《金融评论》、中国银行消费金融公司新金融研究院、利基研究院等。在此次会议上,中、日两国专家学者就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创新、以及未来模式展开了深入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胡滨在致词中对社科院及合作伙伴在普惠金融领域的超前研究给予了高度赞誉,并指出此前的研究成果表明“普惠金融不是为所有人,而是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种群体来提供服务;普惠金融不是政策性金融,它一定是商业可持续;普惠金融追求的是要有机会的平等,给予这些有金融需求的人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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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现场

野村综合研究所金融咨询部高级顾问鶴谷学介绍了日本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发展历程和目前情况,引发了在座嘉宾的广泛兴趣。蚂蚁金服研究院研究总监齐新宇则分享了蚂蚁金服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探索及心得。他认为能够帮助普惠金融真正得到实现,首先是移动互联网,其次需要智能终端——即一部智能手机。中国农村的智能手机普及率已超过40%,这个数据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在“普惠”方面,蚂蚁金服在借贷中的“310”模式已经广为人知——即“3分钟贷款申请审批,1秒钟到账,0人工干预”。在信用体系建设领域,蚂蚁金服也做出了很多尝试,比如芝麻信用高的用户可以免押金骑共享单车、入住酒店不需支付押金等,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在“金融”方面,齐新宇提到了余额宝降低了中国的理财门槛,从过去5万元降低至目前1元。最后他指出,互联网对普惠金融提供了技术支持,其关键在于账户的安全,并简单阐述了风险控制的重要性。

随后,日本的科技企业株式会社Money Forward董事兼FinTech研究所所长瀧俊雄对公司在日本普惠金融领域的成果进行分享。他认为,“日本线下渠道的金融,普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是线上还是待开启的渠道,这就是数字金融科技开始的时候。”在对比中日两国金融科技对普惠金融的影响时,他指出,“习惯使用现金”和“ATM机普及率高”是日本手机支付增速缓慢的原因,但从2016年开始,日本政府开始逐渐重视金融科技的力量。在最后的发言中,他呼吁日本政府在现有体系下建立新的单独征信机制,以活跃市场,满足中、小企业的需求。

分享环节结束后,主持人、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室副主任尹振涛发表了个人观点,他认为普惠金融有六个内涵,1.普惠金融是一种理念、是倡议;2.普惠金融鼓励创新;3.侧重于弱势群体;4.满足有效需求;5.相对平等;6.成本的可担性。在阐述完观点后,他抛出了普惠金融在互联网金融(P2P网站,互联网征信,大数据征信,第三方支付),消费金融(分期,白条,校园贷等等)应用方面所存在问题,并呼吁与会专家对此进行讨论。

日本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和田健治在讨论环节率先发言,他提到了中、日两国的现金利用率问题。“日本的网络金融不发达,是因为日本银行给的现金太多了,我们现金供给得太好了,又喜悦,同时也是一个堪忧的话题。除此之外,在中国的网络金融非常发达,现金的利用率是不是在下降?好像也并非如此。在统计中可以看到,增长率是有缓步上升的状态。”

野村综合研究所未来创发中心高级顾问李智慧认为,服务没有在核心企业供应链金融上的小微企业,是中国未来的课题。建议日本可以学习中国科技先行的普惠金融服务模式。

野村综合研究所未来创发中心全球产业经营研究室长広瀬真人则认为,要等到金融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再进行无现金化。“政府性的金融机构可以用更低的成本,长期的进行融资的提供。在需要的时间,需要的额度,提供给相应的信用融资,这也是一个新的融资框架的开发,也是很需要的。”

在日方专家木村靖夫提出将讨论范围拓展至产业领域后,腾讯研究院专家研究员杜晓宇率先发言。他对日本普惠金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肯意见,“第一,日本是政策性的,普惠金融要和纯政策性的分开,第二,引导和企业相结合,第三,发展技术来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的时候,要关注低学历、低收入、高龄的人去服务,最后,跟服务实体经济相结合,避免资金空转和过度消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信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副主任王刚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一定要理清普惠金融的定义,第二,从政策层面可以看到普惠金融近期发展很快,建议在研究过程中要理清普惠金融的内涵,千万不能变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第三,不能运动式的做普惠,要有可持续性。”

《金融评论》编辑部主任程炼引用了多个事例表明普惠金融的必要性后,表达了个人看法:“普惠金融最终能不能发挥作用?不仅仅在于金融本身,而在于提高金融可及性的同时,是不是能提供其他的经济机会?把两者结合在一块儿,才能使金融活动具有可持续性,否则很有可能最后不得不变成依靠政府转移支付来解决扶贫问题。”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黄国平支持此前专家们对金融科技的论述。他认为,“普惠金融按照目前的概念,是为民服务的,以中国的例子,对普惠金融的规定,比如最高利率限制,比如50%,80%,这种利率按照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是非法的,作为普惠金融,在精确计算的情况下,通过市场化的方法,短期,小额,看起来利率水平很高,利息不是很高,解决短期流动资金的问题,小微企业或者个人在短时间能够承担起这个风险。”

恒昌利通副总裁朱成林则讲述了自己的困惑。“央行有个人征信系统,但P2P企业得不到支持。比如大量的客户,信息写不到银行的征信系统里面去,如果能够落实了,借贷风险会大大减少,在惠方面可以有很大提高。第二,P2P行业从混乱无比到慢慢有序增长,P2P在中国已经产生了变异,跟我们的现实不是很匹配。”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宣晓影则认为“日本不管是个人信用,还是商业信用,都是极其发达的国家,在这个基础上去讨论金融科技等各种问题的时候,是建立在相对完善的基础上去讨论怎么通过科技去提高效率的问题。而中国有的时候是反过来的,我们正因为前面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希望通过科技去弥补,或者说反过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这种出发点和导向的差异,也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两国在政策,在一些制度上,不太兼容。”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副主任李广子指出,“中小银行的发展是有助于缩小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在银行融资上的差异,说明中小银行发展有助于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的。货币政策紧缩的情况下,中小银行发展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改善作用比较明显,也就是说,缓解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冲击。先现有环境下,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竞争比结构更重要。”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蔡真认同中、日两国所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因为“日本的ATM机这么发达,现金应用这么广,因为在之前物理布点就非常好。我们现在通过这种电子支付的手段,移动支付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恰恰是因为我们之前做得不够好。”

中国证监会研究院副研究员星焱则对证监会在普惠金融方面的发展做了汇总:“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服务;资本市场为弱势产业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为涉农企业提供IPO和再融资服务;第将中小投资者保护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资本市场参与金融扶贫——为贫困地区的企业提供IPO上市支持。”

最后,北京圣百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曹秦恺提到了三产融合和征信数据库的问题,并以详实的调查数据说明“普惠金融并非是以金融为中心的”、“在中国的特色下,推行任何一个政策也好,还是商业行为也好,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是很难来实现的。地方政府一定能够找到他所要的东西。”

利基研究院执行副主任王凤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中国普惠金融在农村的运用是重中之重。十九大在报告中指出,目前的社会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充分、不平衡发展之间的矛盾,普惠金融可以成为解决矛盾的选项之一。所谓“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在技术不断创新的时代将不再是问题,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陈旧的观念也会改变。目前最关键的是模式问题,在农村普惠这个问题上,显然需要涉农企业进行新模式的探索;其次,信用制度的完善也是农村普惠的难点,“先普信用,后惠民生”势在必行;最后,普惠的定义不仅要清晰还要落地,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借普惠之名,行利己之实的也时有出现。